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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不仅是京畿之外的区域，也成了与中枢力量匹敌的对手，地方的自立性变得更强了。

一是贯彻落实宪法规定和党的二十大精神，根据新时代党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对立法的指导思想与时俱进作了完善，将现行立法法第三条改为两条，明确立法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保障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修正草案第一条）。二是根据实践中成熟的经验和做法，对现行立法法第十三条关于授权决定的规定作出完善，明确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可以根据改革发展的需要，决定就特定事项授权在规定期限和范围内暂时调整或者暂时停止适用法律的部分规定。

立法应当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贯彻新发展理念，保障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修正草案第一条）。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是党中央明确提出的任务要求。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充分发挥人大的民主民意表达平台载体的功能作用，健全吸纳民意、汇集民智的工作机制，不断拓展和健全人民群众有序参与立法的途径和形式。四是完善法律案的终止审议程序，将现行立法法关于法律案终止审议的规定修改为：列入常委会会议审议的法律案，因各方面对制定该法律的必要性、可行性等重大问题存在较大意见分歧搁置审议满两年的，或者因暂不付表决经过两年没有再次列入常委会会议议程审议的，委员长会议可以决定终止审议，并向常委会报告。一、修改的必要性和重大意义 立法是国家的重要政治活动，是把党的主张和人民的意志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的过程，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

二、修改的指导思想、遵循的原则和工作过程 修改立法法，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进一步健全立法体制、完善立法程序、规范立法活动、提高立法效能，更好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法治保障。立法制度和立法活动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全面贯彻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和实践要求，在立法制度上作出相关安排，确保在立法活动和立法工作各个环节都能听到来自人民的声音、都能了解来自基层的情况，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新要求新期待，站稳人民立场、把握人民愿望、尊重人民创造、集中人民智慧。如果陛见时面询人对此不满意，那可能带来两种结果：一是改变面询的初衷，被询者被改派到一个无关紧要的部门充作闲职，这对这位老谋深算的湖广总督来讲，显然是不划算的。

[65]张之洞：《辛丑七月七日致军机大臣户部大堂鹿》，转引自李细珠：《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第89页。惟有基督能为总督所寻求的改革提供一种可靠而适宜的基础。[52]湖南的保守主义者苏舆编辑《翼教丛编》作为批判康有为的专集，收录了张之洞《劝学篇》中的教忠、明纲、知类、正权、非弭兵五篇。那为什么一个极端排外的守旧人物举荐跟他完全不同的张之洞，而不是其他人呢？这与建议背后的两个人有关。

[46]在如何对待康有为激进主义这个问题上，张之洞还有一位重要的幕僚是上面提到的黄绍箕，他对《劝学篇》能够送达光绪皇帝手里起了决定作用。这也养成了他成年后起居无时的生活习惯，在严格的官僚程式化传统里，这对他政治上的升迁变动也会造成或多或少的负面影响。

意思是说，我张之洞无心与你李鸿章争权夺利，双方的分歧和争执是在对待战争的态度层面上，都是为国家考虑，无关政治上的个人得失。从表面上看，似乎只是纪年方式的不同，然而联系到这个激进主义团体的一系列活动，警觉的张之洞意识到这其中的政治危险性。但更困难也更为根本的任务是发现正当性遮蔽之下的行动逻辑，即既要看他如何说的，更要看他如何做的。他为统治者提供改革性意见从来都是从接受的可能性出发的，过了头他会认为是冒犯，担心引起猜忌。

五、改革中的行动逻辑 经过义和团运动之后的中国不是变好了，而是越来越糟。晚年的张之洞又取了一个抱冰老人的别号，具有类似意义。这也可以说明发生在武汉的辛亥革命为什么与近代的任何一场革命都不同：它不是由一个统一领导的力量推翻旧政权，而是革命的枪声在武汉擦枪走火般地打响，然后各省纷纷独立而完成的。这种糟糕的状况在刘光第的私人信件中有如实反映。

而他所固守的中国价值（纲常名教）恰恰是被看作用来拯救学习缺乏道义的西方力量（强力）的道德基础。这是关键所在，毕竟那是他可能任职的部门。

这个问题将在后面段落详细展开。平等在法律上取得了胜利，等级则在人心里换了肉身。

直言之，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从西方搬来思想和理论并不困难，而这些思想或理论能否以及如何应用于现实中国，却不完全由思想、理论自身说了算。显然，阻止袁世凯不能成为阻止的正当理由。朝廷一方赞同官制改革，是欲图通过改革这一契机，改变中央与地方之间不利的关系格局，把权力回收朝廷。国势日强，儒效日章，则彼教不过如佛寺道观，听其自然可也，何能为害？（冯天瑜、肖川评注：《劝学篇·劝学篇书后》，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16页。杨锐是张之洞安插在康有为身边的眼线，而康有为自始至终都没察觉，甚至连《劝学篇》是针对他的都不知晓。[16]同前注[5]，冯天瑜、肖川书，第24页。

那他为什么要如此行事？张之洞虽然在武汉的现代化事业走在全国各地的前面，在同僚之间有极好的口碑，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对他也是赞赏有加，但他最擅长的仍是文化和教育。而现在通常说的绰号、外号不在此列。

本书的作者张之洞，因其超人的才华、担负的重任及为他的祖国所做的一切而闻名遐迩。上面说过，张之洞是把握分寸的高手。

他甚至不赞成用新政这一带有明确指向的字眼，而主张用化新旧之见这种试探性的表述。在这一点上，张之洞与批判他的何启、胡礼垣作了潜在的区分。

在塑造新中国的过程中，勇敢的张之洞似乎注定要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这样的习惯对其下属来讲，是一种难以忍受的怪癖，也会打乱其下属正常的工作安排。假若一个汉族官员被另一个汉族同僚认为能力欠缺，那并不伤大雅。[36]《劝学篇》系统研究的新近成果有石文玉：《儒学道统与晚清社会制度变革——张之洞〈劝学篇〉研究》，吉林大学2008年博士学位论文。

这便有了1901年1月新政上谕的颁布，由此也拉开了清末新政的序幕。这就导致了一个结果：国家的一切决定于慈禧太后个人的政治远见和抱负。

然识者以为此决无可望之理。一方以长者、长官自居，让这位年轻的激进主义者听从自己的安排，把有关改革的言论和实践控制在自己许可的范围内。

自号多少都带有隐喻性质。后者因为军功卓越擅长权谋而被统治者看重飞黄腾达。

各省疆吏，亦应一律通筹，切实举行。第一，信奉圣人之学，践行君子之道。……数日来，工部主事南海康有为亦作有条呈欲递，但不知彼堂官曾肯与代奏否？……吾乡绵竹杨叔峤内阁亦作有奏折，现尚与兄商订，意欲请徐荫轩相国奏上，不知何如。稍早的时候，军机处有他的政治盟友李鸿藻以及堂兄张之万，后来的军机处则有其姐夫鹿传霖，这些人都是他的重要消息提供者。

有的拉帮结派，只是为了获取更大的权力和利益。美国传教士吴板桥评价说： 要在岩礁妖魔和险恶漩涡的两难之间成功地掌好舵，行驶中道，既需要一种毫不动摇的勇气，又需要有一双从容镇定的老成之手。

这也决定了他与这位最高统治者之间的关系类型，他更依赖于这种知遇之恩。[17]是故智以救亡，学以益智，士以导农、工、商、兵。

其实，这也预示了两人的不同命运和结局：一个作为大清的臣子得以善终，另一位则被视为窃国者在全国的骂声中死去。欲要探求眼下的河流的形态就要追寻源头的位置和特征。